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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3-13| 发布者: zw123| 查看: 1182

摘要: 陈博古在海陵县令任上先因功,阶官由从八品宣教郎升正八品奉议郎,再经磨勘,升从七品承议郎,说明他任职时间正常应在三年以上六年以下,也有可能因减年,不足三年即迁转。陈博古逝世时间应在绍兴六年至十年间。□姚 ...

幸运时时彩开奖结果陈博古在海陵县令任上先因功,阶官由从八品宣教郎升正八品奉议郎,再经磨勘,升从七品承议郎,说明他任职时间正常应在三年以上六年以下,也有可能因减年,不足三年即迁转。陈博古逝世时间应在绍兴六年至十年间。

□姚晟

海陵县令陈博古

从西汉建县至明洪武初年省入泰州,海陵县的历史约1500年,昇元元年(937)“州建南唐”后,海陵作为倚郭县与泰州并世430余年。现存的泰州方志皆编纂于明万历以后,均以泰州为本,对历史上的海陵县仅在沿革、秩官等部分略述而已。《(道光)泰州志》(以下简称《道光志》)收两宋时期泰州知州180余人,海陵县令仅39人,入名宦传者只有3人。历代海陵县令能像南宋初年的陈博古一样,在志书上留下孤零零的一个名字,就很不容易了。

《永乐大典》册四六卷三一四八,引南宋《通川志》,保存了宋人徐良弼撰《陈博古墓志》,为我们了解陈博古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。

陈博古,字守约,南通人。家富于訾,兄弟皆治产业,他独慨然志于学,曾为通州海山楼写下“门外海涛奔铁骑,槛前山背拥金鳌”的诗句。政和五年(1115)成进士,先后任处州刑曹、江州德化县尉、通州司法参军。建炎四年(1130)末,张敌万(即后任泰州知州的抗金英雄张荣)部溃兵围攻通州,博古代行郡事,因寡不敌众,城陷被俘。他毅然不屈,溃兵退后因“有守”荐于朝。绍兴五年(1135)授宣教郎、泰州海陵县令。接下来墓志记录了陈博古在泰州的事迹:

“贼兵再犯淮,保守有功,转奉议郎。继以磨勘转承议郎。公之为邑,适承兵革之余,民俗凋瘵,专以抚字为意。而郡守迫于军期,科敛不时,公累争之。一日,以盖营寨,立命敷芦席数以万计,公执不可愈力,守盛怒震喝。公自是郁郁不乐,再宿而殁。二子以丧归殡。既久,适有一僧自镇江焦山来,访寻其家,且求公遗像而图之,诘其所以,则云本寺主僧一夕梦迎伽蓝神,问姓名,则云前任海陵县承议陈公,主僧异其事,故遣其图画公遗像而去。”

陈博古殁后的故事近乎神话,在严肃的墓志中极少有如此传奇的记载。宋代知州、县令通常以“守令”连称,让人好奇的是:那位“气死”陈博古的泰州知州姓甚名谁,他又为何毫无恤民之意。

先来确定陈博古去世的大致时间。宋代通过磨勘考核迁转官员阶官。范仲淹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云:“今文资三年一迁,武职五年一迁,谓之磨勘。”又把减、展磨勘年作为奖惩官员的主要方式。陈博古在海陵县令任上先因功,阶官由从八品宣教郎升正八品奉议郎,再经磨勘,升从七品承议郎,说明他任职时间正常应在三年以上六年以下,也有可能因减年,不足三年即迁转。陈博古逝世时间应在绍兴六年至十年间。

《道光志》记绍兴三年至五年泰州知州为赵直康,五年至八年为邵彪文,称旧州、府志失载邵氏,今依《宋史·沈与求传》补入。八年至十一年,知州均是一年一换,分别由李仲孺、刘景真、王瑍、纪交接任。

《道光志》虽然在此作了辑佚补充,但还是留下不少错讹,与《宋史》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(以下简称《要录》)等史籍多有抵牾。查《宋史·沈与求传》,原文为“言知泰州邵彪及具营田利害事”,《道光志》应该是把“及”误作“文”而衍入。李是之《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》根据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二》“(绍兴五年三月二十八日)权发遣泰州邵彪”的记载,更正为邵彪。所谓“权发遣”,是资历不够的官员临时担任重要职务时的官称。《要录》卷八八记:“(绍兴五年四月辛酉)直秘阁、知泰州赵康直(《道光志》误作赵直康)为直徽猷阁、知庐州。”赵康直调任庐州前后,邵彪临时代理了数月知州。《要录》卷八九记:“(绍兴五年五月甲申)殿中侍御史张绚入对,面奏诸郡守臣纪交、孙恭、邵彪、王仰、冯晋、胡纺、郑疆、刘无极八人非才,诏并罢。”次日就任命右朝请大夫、主管江州太平观李仲孺知泰州。据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三四》,绍兴八年六月,李仲孺已在淮南西路转运判官任上,九年八月又知庐州。

幸运时时彩开奖结果综合以上史料分析,绍兴五年初泰州知州原为赵康直,后邵彪短暂代理,五月李仲孺接任,直至绍兴八年六月前,之后依次为刘景真、王瑍、纪交。李仲孺等四人皆有可能是那位“盛怒震喝”、大耍官威的知州。

引发泰州守、令之间矛盾的关键原因是知州“迫于军期,科敛不时”,而县令陈博古“专以抚字为意”。“朝廷之所重在民,而牧养之责在守令”,但南宋时期,由于过分强化对州县财经业绩的考核,逼得地方官员不得不片面注重赋税课利,忽视民生之艰。

从北宋中期开始,朝廷就一直为冗官、冗兵、冗费所困扰。为保证财政收入自下而上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央政府,满足朝廷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,只能税外征税,各种名目的科敛越来越多。宣和三年(1121)增加经制钱,绍兴五年(1135)又增设总制钱。同时,把财赋上交数量作为对地方官尤其是州县官最重要的考核内容,与官员的奖惩直接挂钩。南宋初年,对拘收经总制钱就采取立额专项考核。《庆元条法事类·经总制》记:“知、通考内收经制钱及额,无拖欠、违限二十万贯以上,减磨勘二年;一十五万贯以上,减磨勘一年半;一十万贯以上,减磨勘一年;五万贯以上,减磨勘半年;一万贯以上,减磨勘一季;一万贯以下,升一年名次。”上缴税赋越多,升官越快,反之,不但罚俸,还会推迟晋升。州县官员为了趋赏避罚,一味地剥下奉上。“令州县立递年租额,守令奉行罔敢少怠”,于是层层加码,年年增赋。《要录》卷一九三记:“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,上供才二百万缗,此祖宗正赋也。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,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,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。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、坑冶、榷货、籴本、和买之钱,凡六千余万缗,而半归内藏。”可笑的是,在宫内享用不尽的宋高宗还感叹“县令之职本欲抚育百姓,乃掊敛以待过往,科率以奉权贵,害及一方,殊失张官为民之意”,全然不知根源就是他自己。

回到陈博古身上,我觉得那位“公累争之”的知州是李仲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一个“累”字,说明二人共事的时间较长。张致远绍兴五年二月《论理财疏》中称“往岁用李仲孺,守法示信,入纳渐广,乃无故而罢”,建议重新启用李仲孺这类“善理财者”。李氏之前“入纳渐广”很可能就建立在征敛过度之上,复出任泰州知州后,恐怕更是变本加厉,积累进身之阶。他后来仕途也果然一帆风顺,绍兴十一年四月,官至右朝议大夫、直敷文阁、江西转运副使的李仲孺还“以淮西馈运之劳,特转行一官”,此时的陈博古已在焦山受领香火了吧。这位护郡佑民、体恤百姓的海陵县令,是值得后人追思颂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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